像什么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啦，不少首长都来看过。您要参观哪个？还是都看看？”

林安沉默着。

“参观”这个词，像一把钝刀，在她心上来回切割。

她最后看了一眼那间囚室。廖耀湘敦实的背影，戴着一顶瓜皮棉帽，如同一尊顽固的石像，一动不动。

“我不看了。”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自己才能察觉的颤抖。

管理员一愣。

她转过身，对管理员挤出一个僵硬的笑脸：“我就是顺路来看看你们的工作情况。下午还有任务，必须得赶紧走了。”

3

淮海战役胜利后不久，除开起义将领之外，佳木斯“教导团”的“学员”们集体搬进了抚顺的战犯管理所。这里之前是关东军的监狱，高墙电网，端的是插翅难飞。

自从佳木斯一别，李涛师长胡萝卜似的手总是出现在林安的脑海里，而更深层的，她常梦见廖耀湘那红通通的生了冻疮的耳朵。

在东北局秘书处有心无意地做着秘书长，林安的心思总不在工作上，她知道，胜利迫在眉睫，而中央的计划是进军台湾，真正“戡乱建国”，看样子实现起来只是时间问题。而那时候就可以谈一谈与美外交的问题了。基于此，她恐怕也很快就要被调到外事部门，告别东北了。

她时常感到一种历史脱轨般的混乱。因为她的存在，这个时空的美援似乎比她记忆中更多，那位“运输大队长”也就更加慷慨。

解放战争的进程，因此产生了许多微妙而难以预测的不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手中的牌越来越多，中央高层对与美国接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而非像她记忆中那样，急于“一边倒”。

除了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消息，还能引起她的一些兴趣之外，对于东北的土改、接收、乃至肃反，她都有些公事公办的意思。

这天，沈阳的办公室来了个意外的客人。

“小林，你最近好吗！”

董朴身穿一身军装，武装带深深扎进腰里，显示出她窈窕的身段。

林安和她搭班子参加对外工作也不止一次。这位辅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英语流利，思想活跃。林安甚至在投奔延安前，就认识她那位当空军飞行员的哥哥董初。因此，两人算得上气味相投的旧识。

不过这一次，倒是董朴第一次把“小林姐”后面的姐去掉，改叫小林。

一个月前，董朴与总政治部主任刘卫黄的婚事传遍了高层。也许，正是这层身份的跃升，让她在面对昔日声名远扬的“林安姐姐”时，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董朴！”林安瞪大了眼睛，“快请进。”

林安给她倒上一杯茶，很诧异地说，“你怎么有空来？”

又说，“还没贺你新婚大喜呀！”

董朴的脸上飞上两团红霞，“那你呢？林大才女，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你的好事？”

林安知道她心中的喜悦和人之常情的炫耀，打趣道，“高级干部可没那么多哟！哪里有留给我的？”

董朴见她这样说，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说，“还是很多的嘛。”又说，“你那么聪明又能干，不知道多少人的眼睛看着你呢！光是我知道的——”

“停！”林安连忙打断她，“你可少来。你以为人人都像你家那位？这个时候结婚的，十个里有八个都不是什么好人，就像我们东北这位高书记，就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现在进京赶考的关键时候，到处鱼龙混杂，我看还是眼睛擦亮些好。”

董朴听她提起高岗的私德，深有戚戚焉地点点头：“也是。”

“说正事，”林安问，“你怎么突然来东北了？”

董朴清了清嗓子，略带羞涩地说：“还不是卫黄……”

“喔唷！喔唷！”林安捏着嗓子，拖长了音调，“卫～黄～”

两人顿时笑作一团。

“他来东北视察工作，我就跟着来了。”董朴恢复了正色，“估计明天就要召集东北局的同志们开会，到时候你就见到他了。我是提前来看看你。”

林安哦了一声，点点头，又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董朴说，“我现在是卫黄的专门秘书。”随即好奇地问，“你呢？你现在算是高岗同志的秘书？”

“高岗同志？”林安皱眉摇了摇头，语气冷淡下来，“高书记大权独揽，我可高攀不上。不过是给洛甫同志打打下手罢了。”她不愿多谈，“说起来，洛甫同志之前主持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送上去快一个月了，中央怎么还没批示下来？那可是我们的心血之作，我跟着修改了好多遍，头都大了。”

“哦，这个啊。”董朴一拍脑袋，“卫黄和主席为这个文件来往了好几封信呢，这次来东北，也是要对这个做批示呢。”

“哦？怎么说的？”林安来了精神，又忙说，“如果不方便，就不用说了。”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反正明天会上也要说。”董朴回忆着说，“卫黄认为，东北前一阶段的土改和对待私营工商业的政策，都太‘左’了，操之过急，不利于恢复生产。他给报告上加了一句‘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主席看了之后，又亲笔修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主席的意思是，我们的总方针还是要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暂时不对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加以限制。”

林安的心“突突”地跳了一下。

主席的修改，比刘卫黄的原文，含义要深远和严厉得多。

她强笑道：“那你怎么看？”

“我？”董朴想了想，坦率地说，“我觉得卫黄说得对。国家百废待兴，绝不可能一步就跨入社会主义，肯定需要过渡。在农村很多地方还是封建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发展私营经济，并非有害而是有益的。”

她又问，“你呢？你怎么看？”

林安呵呵一笑，端起了茶杯：“我没什么看法。我只知道，高书记常把‘白区党’三个字挂在嘴边，说我们这些人是要把党搞坏的。他对咱们的成见可谓深不见底，恐怕，是听不进这些道理的。”

第二天的会议，果然如林安所料，气氛紧张。

刘卫黄代表中央，言辞恳切地阐述了经济需要稳步过渡的方针。而高岗则言辞激烈地反驳，认为这是“对资本家的妥协”和“思想□□”。一个是□□，一个是手握东北党政军大权的“东北王”，两人针锋对麦芒，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张闻天出来打了圆场，才没让场面过于难堪。

冷不丁的，刘卫黄将目光投向了林安：“林安同志长期在白区工作，又参与过美援的协调，对资本经济比较了解。你怎么看？”

林安慢吞吞地说，“中央的意思，我还需要领会、学习。”

“滑头。”刘卫黄说。

高岗却笑了，点点头，“哼。我也要领会、学习。”

高书记不仅在经济问题上左，在镇反肃反上更是从不手软。就在会议结束后，一份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勾决文书，作为常规文件，送到了林安的办公桌上，等待她用印归档。

李涛的名字，赫然在列。一同被勾决的，还有其他几个她依稀有印象的新22师的主官。

林安这下再也坐不住了，直接坐车去了抚顺。

“怎么回事？”她大马金刀地坐在所长办公室，头一次拿出以势压人的气势，“谁下的命令？这些人犯了什么罪？”

抚顺的管理员已与佳木斯的不同，全是东北野战军的军转干部，对她这样的文职干部，是一点也不放在眼里了。

所长慢悠悠地说，“我们是严格执行高书记关于肃反的指示。这些人死不悔改，罪有应得。”

“扯你妈的蛋！”积压了数月的愤怒、恐惧和压抑，在这一刻彻底爆发。林安疾风骤雨般地说道，“你这是什么地方？是监狱！谁能在你的监狱里造反？真要是有，那是你管理出了天大的漏洞！监狱里抓人杀人，那是要走法律程序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都忘了？再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中央正在考虑对这些人的统战价值，你不想着怎么把他们转化过来为我所用也就算了，还敢在监狱里搞起肃反来了？”

她站起身，居高临下地逼视着王所长，“我看你是积怨已久，想对他们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吧？再过几天，是不是要搞出‘病逝’来了？”

王所长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被一个女人，一个“白区党”，指着鼻子痛骂，让他血往上涌。“我就是！怎么样！”他脖子一梗，咆哮起来，“老子在战场上滚了十几年，死在这些狗东西手上的兄弟数也数不过来！他妈的，这些人老实也就算了，可还整天唧唧歪歪，吹胡子瞪眼，花岗岩脑袋就是不开窍！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老子用武器批判批判他们，怎么了！”

“还怎么了？”林安冷笑一声，“你这种水平，我懒得跟你辩论。你给我记住了，这份文书，我驳回了。在我拿到中央或者东北局的正式复核文件之前，这里，一个人也不准动！否则，后果自负！”

她拂袖而去。

“操他妈的了！”所长往地上狠狠吐了一口痰，“这些白区来的狗崽子，都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

林安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去说服高岗。

可他只是静静地听完，然后拿起那份勾决文书看了看，随手就扔到了一边，语气轻松得像是在谈论天气：“这个什么李波李涛的，一个犯人罢了。这种事，以后你这个秘书长看着处理就行，用不着事事都来问我。”

他站起身，“小林，今天会上，你做得很好！”

他拍了拍林安的肩膀，说，“刘卫黄他们那些人，想把中央那套‘温情脉脉’的政策搬到东北来，只会束手束脚！在东北，就得用东北的办法！你很聪明，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好好干，我保你将来在东北，有一份跑不了的位子！”

4

抚顺的天空常常是灰色的。

李涛等人被单独关押，又匆匆被释放回集体囚室。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与死神擦肩而过。

随着高岗与刘卫黄、王稼祥等人联袂出访苏联，东北的政治空气似乎暂时松弛了下来。林安这个秘书长一下就多了许多偷懒的空间。

她的偷懒，是在周末独自往返于沈阳和抚顺之间。这条路，无论是开车还是坐火车，都只要不到两个小时。

她不去工厂，也不去矿区，只去抚顺城东的高尔山。

山顶上，有一座千年辽代古塔。

从塔的最高层望出去，恰好能将山下那座高墙森然、壁垒深闭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尽收眼底。

厚重的围墙之上，瞭望塔里黑洞洞的重机枪枪口，如同冷酷的眼睛，层层封锁着那片禁地。偶尔，能看见一小群蚂蚁般的灰色人影在院中活动。

林安常常一站就是半天。她穿着一身不起眼的灰色干部制服，裹着厚实的围巾和帽子，像一个幽灵，沉默地注视着下方。有时，她能看见一群小灰点似的“学员”在院子里活动。

她的眼神，便会久久地、贪婪地停留在那些模糊的身影上，试图分辨出哪一个，才是她魂牵梦萦的那一个。

但她没有再去看望他。

上次镇反风波之后，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体系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组，由军队移交给了地方，划归抚顺市公安局管辖。新任的所长，是原关东高等法院劳动改造处的处长，一个精通旧式法律和现代监狱管理的专家。林安曾以东北局的名义去视察过一次，管理人员的态度确实比从前那些充满战场怨气的军转干部要文明、规范得多。

但她终究没有再踏入那片监区。

她想给他写信，却不知从何下笔；她想见他，却又害怕见到他。她不愿意让他因为她的出现而感到难堪，更想象不出，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他们能说些什么。她害怕，她的每一次出现，无论是以何种姿态，对他的自尊心而言，都是一次新的、残忍的刺激。

与其那样，她宁愿自己永远消失在他面前。

除了以东北局的名义，给管理所送过一批手套、棉帽等劳保用品之外，她再没有为他单独做过任何事。

从古塔上拾级而下，零下几十度的天气里，呵气成冰。

她裹紧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没过脚踝的大雪里，心里反复咀嚼着那些冰冷的词汇。高墙里的他，会议上那句“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还有高岗那句意味深长的许诺……她不止一次地